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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 | 新冠疫情凸显全球治理困境

  

  新冠肺炎疫情是21世纪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面临的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危机,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恐慌,甚至在很多地区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疫情引发的种种次生灾害,比如经济衰退、社会停摆、权力扩张甚至国际摩擦,更令人对全球治理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整个国际社会在面对疫情冲击时非但没有形成“世界抗疫统一战线”,反而陷入了越来越多相互责怪和“甩锅”的局面,甚至有人惊呼全球化逆转和整个世界秩序坍塌。

  “开放社会”面临风险

  表面来看,新冠疫情冲击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和医学问题,实际上并非如此,它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却不限于医学和卫生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公共卫生危机,越是融入全球化程度深的地区、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是人口规模大和流动快的地区,受到疫情冲击的影响也越大。从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到欧洲的米兰、美国的纽约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地区,均印证了此次新冠疫情冲击最大的地区恰恰是最为发达和开放的地区,疫情暴露出的问题可以界定为“开放社会的困境”。

  

  ▲资料图片:4月13日,在美国纽约,一名地铁员工(左)佩戴口罩工作。新华社发 (郭克 摄)

  对“开放社会”的本质做出精准界定的是德国著名思想家乌尔里希·贝克,他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认为在风险社会里,危险不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他断言在全球层面已出现了一个风险共同体,它使国界成为无意义的东西,使世界社会成为一种必要的乌托邦。贝克的风险社会对于理解和界定2020年新冠疫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疫情冲击在世界所形成的影响并不主要体现在卫生领域,而是体现在社会领域,即疫情本身不可怕,更可怕的是疫情造成的“次生灾害”,表现为经济大衰退、权力大扩张、社会大动荡,甚至导致社会信任危机、种族歧视和右翼排外主义的泛滥,最严重的情况是可能引发极右翼法西斯主义的回归。

  国际合作更加困难

  作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疫情本应给国际关系创造合作机会,有利于塑造像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那样的合作。相反,大国关系自疫情暴发以来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紧张,这表现为一些大国竭力“甩锅”,将疫情政治化,对他国污名化,甚至在疫情期间截留他国医疗物资,挑起不同族群间矛盾,努力分散民众注意力,释放国内观众成本,导致国际关系更加紧张,合作更加困难。尤其是一些美国政客将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公开要求媒体统一口径抹黑他国,甚至还施压盟友一道污名化他国,令许多评论家忧虑“中美新冷战”的前景。

  ▲【参考视频】赵立坚:中美到底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答案一目了然

  全球治理体系和合作框架在应对疫情时也普遍乏善可陈。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G20等全球合作机构总体上说得多做得少,至少短期内并没有有效构建起世界范围内的抗疫统一战线。一些国家借助疫情加剧国际关系紧张,挑战联合国和全球治理的权威。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4日公然宣布暂停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并审查世卫组织在“处置不力和掩盖新冠病毒传播”方面扮演的角色,这一决定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批评。

  区域合作框架遭遇合作危机,合作向心力下降。欧洲区域合作正遭受着英国脱欧和欧洲大陆各国反建制主义的双重压力,疫情冲击更令欧洲合作走向空心化。面对疫情,欧盟早期反应迟缓,呈现出“国起盟落”的问题,表现为各国抗疫片面依赖各自国家,欧盟框架只能发挥协调作用。同时,疫情使欧盟框架内部北欧国家与南欧国家的“南北矛盾”加剧,西欧国家与中东欧国家也存在深刻分歧。此外,北美自由贸易区、非洲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地区合作框架均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能力。

  “治理赤字”如何化解

  自疫情暴发以来,各国间普遍缺乏合作,国际组织也在疫情面前表现出行动迟缓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事实上,全球治理困境是由全球治理体系自身的缺陷决定的。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当今世界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国家手中,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治理框架仅仅是提供专业指导意见,并没有统一调配医疗资源和各种物资的合法权力,甚至搜集疫情相关信息也受到不同国家态度的影响而行动迟缓,国际卫生治理框架存在着国际合作与国内政治的脱节。

  迄今为止的全球化主要体现为经济全球化,商品、资本、人员、信息等已经实现了跨国快速流动,但医疗、教育、就业、监管等治理资源并没有确立起治理全球化,像WHO这样的国际卫生治理机制存在着严重的“治理赤字”:经济全球化“一条腿长”,治理全球化“一条腿短”。由于此种“治理赤字”的存在,当面对疫情的时候,就对国家治理能力和合作意愿产生了严重依赖,当一个国家治理能力较强,且与国际组织合作意愿积极的时候,疫情治理的效果就比较好,比如中国的抗疫成就。相反,当一个国家治理能力弱,或者与国际组织合作意愿比较低的情况下,疫情治理的效果就比较差。

  

  此外,不同国家国内制度的多样性也对国际合作造成了深刻影响。比较而言,单一制国家在抗疫合作上要比联邦制国家更好一些,一党制国家要比两党制和多党制国家在抗疫合作上表现更好一些,国内政局稳定的国家要比国内政局不稳定的国家表现要好一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性危机,唯有集中权力、统筹资源、统一指挥、协调行动才能真正控制传染源头,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长期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应对一些局部疫情的实践表明,“治理赤字”早就有征兆。抗疫合作取决于医疗资源、信息资源和政策资源的统筹,然而这些资源均掌握在国家手里,造成了国际合作框架的治理能力赤字,尤其是没有建立起国际联防联控机制,且平时缺乏演练。“国际上的问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这种治理挑战不仅需要利益观的调整,更需要价值观的调整。面对全球性挑战,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得出的重要结论。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

  文章编辑 | 唐立辛

  微信编辑 | 孙之冰

  微信审核 | 田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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